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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孔子(西元前五五三∼四七九年)(見圖一),魯襄公二十一年(周曆十月庚子日生),魯哀公十六年(周曆四月己丑日)卒。原為宋國的宗室,是宋湣公的十一世孫,從曾祖孔防叔起,便遷居於魯國。孔子少年時的境遇很壞,父親孔紇,字叔梁,是魯國鄹邑的邑宰,不幸早死,孔子就不得不為種種小吏,所謂「為貧而仕」,但因此卻獲得許多磨練,學會許多技能,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,孔子幾無一不精。他生性好古,敏於探求,嚴於持己,勇於認過,於是在智識上與修養上都有了很大的成就。與他同時的人,就已經稱他「偉大」,疑他為「聖人」。

  其時魯國有三卿五大夫,而政權寄於季孫、孟孫、叔孫三家,即所謂「三桓」。孔子任司寇之職時,「欲去三桓」、「張公室」,結果未竟全功。於是辭職出國,先到齊,繼到衛、宋、陳、蔡等國,流亡十四年,於魯哀公十一年(前四八四)返魯。時孔子年已六十八歲,從此一心於教育,不僅要教育同時的人,而且要教育後世。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,都經過他一番嚴格的整理,附以詳細的解說,再由明人筆記下來,成為其後二千五百年之間中國每一個學者所必讀的經典。此外,還有他日常對弟子對別人的談話紀錄也傳流了下來,稱為論語。

  在孔子的體系之中,我們分不開孰為其政治哲學,孰為其人生哲學。他的政治哲學,是融合於人生哲學之中,在他看來,做人與從政實在是一件事。這由於他的政治觀,是建築在倫理的義務觀念上,而不是建築在什麼君權神授論,或人權天賦論的權利觀念上。換句話說,從政是一種義務,不是一種權利;治國平天下之為倫理的行為,正如修身齊家一樣。所不同的,修身齊家在先,而治國平天下在後。

  無論為人為政,有一個共同的標準,也就是全部孔子體系的核心;這個核心,便是「仁」字。仁是什麼?它似乎是各種道德的總稱,而實際上是一切道德的極則。但是行起來,卻又十分容易,「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」禮是政治上的禮制,同時是社會上的禮俗,孔子很擁護「禮」。然而他並不擁護封建制度。他誠然以恢復周公之禮為己任,但這僅是為了糾正春秋末年大小貴族的僭越行為與割據思想;這僅是為了實現他的理想,而不得不經的一個「小康」過程。他的最後理想,不是小康,而是大同。孔子十分反對法治,以為導之以政令,齊之以刑法,至多能使人民畏罪苟免,不能使人民有恥。惟有從感化入手,拿為政者自己的道德樹立風聲,再用有形的禮義來整齊人民的生活,才可以使得人民不但有恥,並且自成一種風格。其入手即是教育。他是世界歷史上最早一位自由講學者,也是最早一位把學術公開給平民子弟的教育家。

  孔子所要教的,是全體的人民,衛國、魯國以及當時的全天下的人民。但不幸未能得志,所教的僅限於七十弟子。凡是受過他薰陶的,無一不佩服他的偉大。他不僅以言教,且以身教。顏淵稱他為「仰之彌高,鑽之彌堅,瞻之在前,忽焉在後。」子貢說:「他人之賢者,丘陵也,猶可踰也;仲尼,日月也,無可踰也。」又說:「夫子之不可及也,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」

  孔子的學說,經過曾子、子思、孟子之繼續發揚光大。到了漢武帝表章六經以後,便定為一尊,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,以至於二千五百年後的今日。我們在今日,依然承認孔子的偉大,同情於顏淵、子貢的贊嘆。他的歷史地位,甚至有超出了顏淵、子貢的始料所及之處。整個中國文化的精粹部分,已經由孔子擔任了承前啟後的任務。孔子對過去言,是集大成;對後世言,是百世師。所謂集大成,是「祖述堯舜,憲章文武。」把傳統的種種道德觀念,如禮義、忠孝等,加以系統化,確定以「仁」為一切道德的總稱與極則;所謂百世師,是把詩、書、禮、樂易、春秋等等經史典籍,加以整理詮訂,使得其中的「微言大義」,永為後世所體會效法。

  孔子一生的言行,記錄於論語一書之中的最多,其上載有孔子自己的一句話:「興於詩,立於禮,成於樂。」孔子關於禮的成就,見於禮記與儀禮二書。孔子在歷史學上的成就,是書(尚書)與春秋。「書」是若干篇的史料,由孔子一手選擇出來,傳給弟子。其價值所在,一則保存了真史料,二則充分證明了孔子「無徵不信」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。

  孔子在晚年最喜歡易(周易、易經),對門人講易也講得最多。他把這部本來只是卜問休咎的「迷信書」,變成了囊括宇宙大道理的哲學傑作,這真是化腐朽為神奇。於是易學便成了中國哲學的核心部分,影響到中國一般人對事對人與對自己的態度,陶鎔了中國的民族性。(黎東方)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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